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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 | 庞麦郎、范雨素和杀马特 “过气网红”的双面人生
添加时间:2018-10-11

你知道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纪录片《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在开头问道。

来到大城市谋生的小镇青年,多数默默无闻,虽然也有极少数“幸运儿”机缘巧合一夜之间变成“网红”,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迅速消失在互联网的洪流中。

庞麦郎、范雨素和杀马特家族创始人,就是这“极少数”中的“绝大多数”。他们获得过“光荣与梦想”的眷顾,也遭受过质疑、嘲讽甚至谩骂。爆红之后,生活还在继续。他们很快就被遗忘了。

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范雨素曾对导演邢维说:“整个新闻媒体都是由小镇青年撑起来的。”

这句话暗合邢维拍摄此片的初衷。他深知像自己这样通过高考来到大城市立足,乃是小镇青年们“改变命运”最主流的方式。从庞麦郎、杀马特和范雨素身上,他或多或少能看见自己和身边其他人的影子。

与此同时,“从未偏离过轨道”的他,除了共鸣之外更好奇: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小镇青年,从城市赋予他们的荣光中真正得到了什么?此刻又在经历着怎样的人生?

被“表达”的庞麦郎

晚上11点,西安火车站拥挤的候车室里,庞麦郎背着书包,拎着几瓶矿泉水,去搭乘K4630次列车。他和朋友白晓白要坐16个小时硬卧到北京,举办第40场个人演唱会。

在火车上,庞麦郎跟同车厢的人聊起《我的滑板鞋》,一位年轻的旅客说:“听过,但不知道谁唱的。”她拿出手机,查到曾经那位席卷互联网的“明星”,再对照眼前这位身材瘦弱、头发卷曲、面露疲惫,和自己一样在卧铺车厢里发呆的男子,上下打量了一番,“还真是!”

2015年年初《人物》杂志刊发《惊惶庞麦郎》,文中的庞麦郎落魄邋遢,脾气古怪,喜怒无常,言语之间毫无逻辑,却力图摆出一副大明星的架子。

虽然文章作者在当时遭受了不少非议,但不得不说字里行间略带戏谑的描绘,迎合了许多人心中的那个庞麦郎,或者说,是许多人心中期待的庞麦郎。

“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2014年,《我的滑板鞋》传唱于大街小巷,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演唱风格都称得上“非主流”。

由此,人们知道了这么一个人——他的双颊带着常年日晒留下的浅色红印,穿着颜色鲜艳的西装和皮鞋,操着乡音忘情歌唱。

这样的一个人,究竟是“屌丝”逆袭,还是“跳梁小丑”?

面对聚光灯,庞麦郎的形象似乎更符合后者。他的手和嘴总以一种略显夸张的节奏运动着;他语无伦次,一遍遍用单薄的语言强调“国际化”“时尚”,甚至用浓浓的陕西口音说自己“是台湾人,在基隆长大”。

于是人们更加兴奋。他的一切行为都符合“跳梁小丑”的设定,看似逆袭的他仍难以摆脱卑微的内里,这仿佛就是一个笑柄该有的样子。庞麦郎逃走了,他发誓再也不去北京。

如今,他在全国各地的live house做演出,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挣钱。庞麦郎拒绝做薪酬更高的夜场歌手,因为他认为自己曾是个明星,有过让世人传唱的作品,而且不少其他明星都翻唱过他的歌。只是他不愿也不敢去北京,害怕与他有合约纠纷的公司会来找他麻烦。

这一次,朋友白晓白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相信北京有更多机会,至少是更高的票房收入。庞麦郎动了心。

来到北京后,他们花了5个小时比对价格,找到朝阳区管庄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演出当天,他们先从宾馆坐三轮车到地铁站,又坐了2个半小时地铁来到位于北京大学东门站附近的一个小酒吧。

晚上,在稀稀落落的观众面前,庞麦郎穿着红色的西装站在烟雾缭绕的灯光下,双手抓着麦克风,身体努力向前倾,用力歌唱:“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粉丝兴奋地与他和声,和他一起手舞足蹈。

这时的庞麦郎没有了媒体围攻时的局促,他乐在其中,仿佛身处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的舞台。

不过他很快就感到了失望。此次演出一共收入4300元,扣去场地费2800元,他们只拿到了1500元。庞麦郎又一次感受到了北京的不公,“北京就是这样子”,“死心塌地了吧?”他对白晓白说。之后,他们赶末班地铁回宾馆,并在第二天下午乘火车返回西安。

庞麦郎曾将媒体视为自己的宣传阵地,也曾对其中充斥的嘲讽和谩骂避之不及。而如今,除了对坐三轮车去演唱会这种不符合大明星身份的片段举动抱有不满,他也逐渐接受了自己在镜头中的失落时刻。

庞麦郎的确偏激,但他的偏激具有两面性,他会在乘火车前给朋友买好水和泡面,也会因一时的不如意就拒人于千里之外。

“那是一个夜晚我离开了故乡,那是一个夜晚我在海角天涯,可否告诉我我憧憬的未来和现实有多远,可否告诉我我期待的未来是否已经转变。”

结束拍摄后的某个晚上,邢维睡前单曲循环庞麦郎的《我将停留在哪里》。他从庞麦郎粗糙的呐喊中听出了小镇青年怀念故乡却回不去的感觉,这是科班出身的职业歌手无法诠释的独特韵味。

庞麦郎对自己的坚持,在很多人看来是自不量力的,但邢维理解了他的执着。

从现实层面来看,庞麦郎身材瘦弱,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无法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这一番喧嚣过后可以用唱歌来谋生,这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种更好的选择。鲜少有人拥有庞麦郎这种执着,也鲜少有人注意到梦想给了他很多回馈。

不善表达,却集自卑与骄傲于一身的庞麦郎,如今在留给公众的印象中有多少是自己真正想要呈现的?又有多少是公众对他的“词不达意”所进行的发挥与联想?

就像庞麦郎的朋友白晓白所说,“当你真的愿意去想这个人是否有你的影子的时候,他确实有你的影子。”也许,当众人在消费庞麦郎的时候,他们正是在表达自己。

不能被“绑架”的范雨素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刷屏朋友圈,一个育儿嫂质朴、温和却又发人深省的文字打动了很多人。一时间,媒体、学者、社会团体纷纷来到皮村寻找范雨素。

相比庞麦郎,范雨素具有很高的文字素养,言语间也能显露出她平时阅读面之广泛。面对聚光灯,她可能不了解出镜技巧,但也不至于太过局促。

然而,范雨素没有接受被包装成打工群体的发言人,或一位打破固化阶层的励志女性。她和庞麦郎一样选择了“逃跑”,躲开一切想要找到她的人。

邢维至今都感叹自己能成功采访到范雨素实属不易。当时打听到范雨素的联系方式后,他给范雨素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短信的具体内容邢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语言比较文学,不是大白话”。

两三天后,范雨素回信约他见面。后来他曾问范雨素为什么愿意接受他的采访,范雨素的答案是,她在看到那条短信时,感受到了物理学上量子的相互吸引。那时范雨素正在创作一部科幻作品,基于自学的量子力学和波粒二象性。

范雨素是一个靠阅读完成自我教育的人,她有着令人咋舌的阅读量和涉猎面。在皮村文学小组十几人的小课堂上,只有范雨素能和大学教授们频繁互动。一位来讲课的北大文学教授说,“她可能比我这种文学博士,对于纯文学的阅读量都要大。”

休息日,范雨素带着买菜的小拖车去潘家园旧书市场买书,在一家小书摊,她相中了一套86本的文史知识丛书。经历一番讨价还价,她以合乎心意的价格成功买下书籍,脸上露出快乐而满足的神色。

“一本只合一块二毛钱,白捡。”那是平时精打细算惯了的人常有的、如捡了宝贝一般的表情。她自嘲说,“每天我看见什么东西,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多少钱,就是过这种很俗气的日子。”

而“俗气”的范雨素却知道自己读书所求的是什么。“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是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水的洗礼,会一次比一次干净。一个人每天看书,可能记不住什么,但是在潜意识里会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出名可能是她无法预料和选择的“对与错”,是否融入这场洪流则完全取决于她自己。

她拒绝出现在媒体的长枪短炮之下,拒绝被称为“大隐隐于市的文字精灵”,拒绝成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或打工文学的代言人,因为“任何人都不能绑架我”。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仍将沿着原先的轨道前行,一篇十万加的文字并不能彻底改变她的生活。

现在,皮村的街上没多少人认识她,房东不会因为她是范雨素就降低房租,她依旧“每天又穷又破”。她略带戏谑地说,“出名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你们媒体知道。”

谁是范雨素?不同于单纯地研究一位作家,媒体记者和知识精英们并不大关注这位创作者的文风和个性。范雨素的出现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范雨素”变成了一个被赋予无限阐释意义的集合名词。

而真正的范雨素只是一个热爱文学的育儿嫂,住在破败的出租屋里,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写作,她不愿代表任何人。

在皮村的阅览室里,范雨素展示了她正在创作的科幻小说手稿。她介绍创作进度时,所使用的量词依旧质朴——“全部手写,写了有十几斤。”现在,她的愿望是把书写完,然后继续靠体力劳动维生。

“改邪归正”的杀马特

在努力追求“国际化”和“时尚”的小镇青年中,曾经有一个被称为“杀马特”的群体,这个群体规模庞大、流派众多,有达人家族、视觉系、残血和王子世家四大家族。

他们顶着造型夸张、颜色鲜艳的头发,穿着明星同款山寨名牌,在身上贴着各类文身贴。“杀马特”三个字,至今仍被用来形容乡镇年轻人盲目追求时尚,“不土不洋”甚至有些“辣眼睛”的穿着打扮。

人们如果在网上搜索“杀马特”便可以查到一个叫罗福兴的人,他自称“杀马特教父”,曾在2008年一手掀起了杀马特浪潮。

罗福兴不厌其烦地接受媒体采访,向观众述说杀马特的故事和理念,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他的人生选择也成了杀马特现象的典型研究案例。

从穿着造型来看,罗福兴符合人们对杀马特的一贯认知,但他的出现却引发了众多杀马特元老的愤怒:“他不可以说他是视觉教父,他是个元老,但不出名的。”

回忆起杀马特家族最辉煌的时候,安文轩不无怀念。作为达人家族创始人,安文轩曾掌管着二十多个不同功能的QQ群,其中有五六个分系,全家族上万个成员听命于他。

安文轩的家族有着明晰的层级制度和着装要求,宣传、管理、审核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平时成员们在群里聊天,分享穿着打扮心得,或交流各自的生活日常。有人所在的工厂缺人,他们也会在群里通知,互相介绍工作。

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大多雷同。他们从小镇来到城里打工,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只能带来微薄的薪水;租住在拥挤的群租房里,墙面在大风天气时甚至会晃动;记在墙上的房租和水电费,时刻提醒着他们现实生活的压力还在步步紧逼。

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家乡,外面的世界吸引着他们,让他们急于融入。

于是,时尚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些异化,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用有限的钱努力打扮得像城里人一样洋气。外形的改变直接增加了他们的自信,让他们忘记窘迫的生活,在城市里抬头挺胸。

底层青年在杀马特社群里用时尚抱团,树立了非凡的雄心。安文轩说,“我们的目标是席卷各省,引领中国的潮流。”

然而,他的满腔壮志很快便夭折了。家族在2010年前后遭遇了三次反杀马特风潮——QQ群被黑,水军大量涌入,正常的对话无法进行,网上出现了大批反杀马特的帖子和评论。最后,安文轩不得不以关群作罢,杀马特家族也逐渐销声匿迹。

安文轩将当时的情形归因于城里孩子对他们的嫌弃,“城里人”视他们为脑残,要将他们彻底清除。杀马特们既无经济实力,也没有计算机技术,最终只能投降。

后来,安文轩入伍。再后来,他退伍并加入了一个野营俱乐部,在那里,退伍老兵们通过组织拓展训练赚钱,并积极参与到义务救援中。

两年的部队生涯,可以说是安文轩重归主流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战友同甘共苦、朝夕相处所积累下的感情,让他感到建立在网络上的杀马特家族的友谊似乎不太真实;杀马特文化本身有些颓靡,义务救援工作则让他感受到了更高的人生价值。

出现在镜头里的安文轩剃了平头,戴普通的帽子,穿着简单的T恤衫和牛仔裤。这个故事非常符合不良少年改邪归正的模式——曾经的杀马特家族创始人,如今从身体到认知都进入了一种更加符合主流价值的状态。

他成了一个好青年。

但安文轩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辉煌时刻,他仍是战友中最时尚的一个——他引以为傲的过去和牛仔裤上的大洞一起,时刻提醒着周围的人,他曾一呼百应,曾和很多同龄人一起立志引领中国的潮流时尚。

就是这样珍贵的回忆,却被突然冒出来的罗福兴破坏了,“是百科那里他动了手脚,然后现在上边的信息都是他的,不该做的手脚也做了。以前我们的事基本上都被覆盖了。”

曾经元老圈里默默无闻的罗福兴,如今已经是公众眼中的杀马特教父,当年安文轩们打的“天下”,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局外人眼里,杀马特无非是一个形容词,谁是杀马特教父,谁是元老,它有什么历史,这些并无所谓。曾经的杀马特元老们如今不也“改邪归正”了吗?但对于安文轩们来说,那是不可替代的光辉岁月。

在人群中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邢维和团队用半年时间制作出《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邢维想要知道,当媒体大军不再狂轰乱炸,这些“过气网红”们如何看待镜头?

庞麦郎先是把邢维当作自己的宣传团队,熟悉之后乐于让他拍摄自己的生活;范雨素将邢维视为与自己相互吸引的量子,传递出“不想被任何人关注和绑架”的声音;安文轩则希望能借助拍摄为元老们“正名”。

无论他们的想法能否实现,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不再被动地做标签化的消费对象,而能以一种平等的姿态面对记者和镜头,表达期待与需求。

事实上,即使是最红的时候,这些小镇青年们都不曾真正掌握为自己发声的权利。“媒介场”具有神奇的作用力,极易直接把他们的个人特征融化在社会群像和主流价值评判中,而他们却没有同等的反作用力。

时代和媒体赋予他们什么,他们就是什么,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他们是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邢维感叹杀马特们的“生不逢时”:假如几年前的社会像今天这样能够平等接受走在马路上的Cosplay青年,能够不动辄把文身、抽烟、染发和不良少年划等号,那么杀马特们也许能继续自己的时尚梦。

如果要从社会进步的角度宽慰杀马特们,则可以说:在社会对非主流文化的接受过程中,他们既是牺牲者,也是贡献者。

纪录片在小镇青年的人生故事中突出了舆论场的存在,媒体的图像和画外音在片中反复出现,其中有对庞麦郎、范雨素和杀马特们的热议,也有北京火灾等与打工群体紧密相关的大事。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共享经济这些看似偏题的热点也出现在了片中。

邢维和许多新闻工作者一样,习惯从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中思考问题,重视为每一个镜头元素寻找支撑。

这使得片子常常会“荡”出去一笔,也让人反思:人们在探讨青年文化时不会忘记结合国内外最流行的事物,那么在看待小镇青年的故事时,如果只局限在城乡二元化、农民工、阶层流动这些议题中,是不是反而淡漠了青年拥有的多样选择?

事实上,无论庞麦郎、范雨素和杀马特们是继续坚持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还是回归主流,他们的选择都无关对错。

当社会开始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就不需要再过度强调谁是庞麦郎,谁是范雨素,谁是杀马特,因为他们只是自己。

片子在最后一集末尾,用契诃夫的话回答了片头提出的问题:

舆论和现实,小镇青年的双面人生

谷雨:为什么想到要策划这样一个选题?

邢维:范雨素曾在片中讲“整个新闻媒体都是由小镇青年撑起来的”,其实很多媒体同事都有过从三四线城市或者农村通过读书,最终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谋得一份职业,并在这里生活下来的经历,大部分人都是从小镇青年这么一个状态出来的。

我自己也是从一个三线城市考到上海读书工作,现在已经在上海待了十年,对于他们会有一些内心情感的共鸣。

另外我们在开选题会的时候正好说到了庞麦郎,感觉有一些人在短时间内特别火,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想了解一下这些突然爆红的人,在爆红期过去后,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

庞麦郎的性格是典型的小镇青年,他有一些“傻”,对音乐梦想很执着,但在现实中又对金钱、时尚,还有所谓的国际化特别看重。

包括杀马特,本来是一群有点邋遢的人,但当他们去发廊烫完头之后,就发现腰杆也挺直了,走路也更加自信了。

这跟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特别像,你在地铁里可以看到很多女生拿着很好的包,但却坐着地铁。从本质来讲,这跟庞麦郎追求的表面功夫其实差不多,大家都很看重自己的外在形象。

谷雨:庞麦郎、杀马特、范雨素有什么共同点?

邢维:就像片名“双面人生”。庞麦郎想成为迈克尔·杰克逊那样的国际巨星,杀马特欲引领中国的时尚潮流,范雨素追求的是写出特别牛的科幻小说。他们所追求的,在普通人看来特别不切实际。

但命运给了他们一两个月的眷顾,让他们从成千上万个默默无闻的小镇青年中跳到幕前,变成一个人人皆知的小镇青年。

他们想给外人展现的,是国际化的、体面的外在,但透过这些去看他们的生活,其实是有些落魄的,他们依旧处在比较底层的生活状态里。他们重复着原来的生活轨迹,但心态很难不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很强烈的矛盾体。

谷雨:作为一个互联网的使用者,可能也曾经是把小镇青年们捧红的人,你怎么看待或反思自己的互联网使用习惯?

邢维:我们很习惯去做一个围观群众,希望事情往一个戏剧化、极端性的方向发展,要么极端好,要么极端坏,缺失一些比较客观或理性的声音。在看待庞麦郎、范雨素和杀马特时,很多人想从中得到一些规律和答案。

另外,捧红小镇青年的人,很可能就是那些看着他们出丑的人。把他们捧起来又摔下。庞麦郎说自己是台湾人的时候,一下就被抓住了把柄,人们等待着一个小丑上演他最具丑态的一面,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快感。

谷雨:你曾经拍过一部关于电竞少年的纪录片《玩家》,你觉得他们和小镇青年有什么共通点?

邢维:他们其实都在努力想要往上走,突破现状。

他们的成长轨迹非传统和主流,在家长那代人看来可能离经叛道、没有前途。

他们似乎过着一种让人向往的营生方式——靠打游戏、唱歌赚钱。但其实他们付出的一点也不少。电竞少年在20岁不到的年纪,也承受每天高强度的训练,和随时被淘汰的压力,这跟学校里复习高考是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年轻人太想当然、太热血沸腾,但其实冷静下来会发现他们对自我有很清晰的认识。

庞麦郎本身瘦瘦弱弱,身体也不好,音乐让他用一种比打工更轻松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打电竞的小孩知道自己没办法通过读书获得成功,假如有电竞优势的话,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

他们发现了自己的一些闪光点,并想方设法用这些闪光点去谋生,这种选择应该得到尊重,这也是互联网给他们的馈赠。

谷雨:在拍摄小镇青年时,你在镜头语言上有什么偏好?

邢维:我的整个风格还是纪实性的,有大量跟随性的拍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抓到一些意象性的镜头。比如我会拍庞麦郎在三里屯的人群中站着,用很慢的快门去做一些推拉,拖出剪影感。我希望在纪实的段落中葆有一些抒情性,把这个人剥离出来。

范雨素那集里有大兴拆迁的镜头,等车时遇到的四川大叔说他留在北京打工是“为了自由”。我觉得在与主体故事有交集的情况下,看看周围人的状态、“荡”出去一笔其实很有意思。“为了自由”不就是范雨素来到北京的原因吗?

谷雨:片中出现了很多相关或者不相关的新闻,你是如何考虑这些镜头的?

邢维:对于有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很难再去展现,所以里面用了很多新闻,我想有点舆论场的概念——舆论给了他们什么,现实又给了他们什么。

这些声音很多是2017年比较大的新闻事件。我希望在有限的拍摄过程中,把遇到的一些新闻事件投射在人物身上。不光是记录这些个体的命运,也希望从个体出发,看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

谷雨:你在媒体的职业经历对拍摄风格有什么影响?

邢维:我之前做的都是比较宏观的专题片或政论片,很少做小切口小人物,操作这样的选题其实是第一次。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小人物,喜欢看命运带给小人物们的冲突。

有时候我们拍片子容易沉到故事中,只看到这个人在镜头里给你展现的状态,忘了去问为什么。拍政论片的经历,让我有时候习惯性地跳出来看看某个人表现出来的某种状态有没有别的原因,不仅仅是单纯的喜欢、爱好或者梦想。

这部片子其实还算是主流媒体做出来的媒介产品,本身我们都受过比较专业化的电视训练。我当然也会有一些模式的束缚,但我们没有完全按照电视专题的做法来拍。

谷雨:未来有什么拍摄计划?

邢维:未来还是会去关注一些小群体,一些不那么主流的文化现象,比如二次元和虚拟偶像。

关于邢维

邢维,现就职于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电影电视系。

主要纪录片作品有:《梦与路:小镇青年双面人生》《玩家》,电视专题片作品有《海归中国》《另一个战场》《试验的价值》《开放年代》等。

撰文 | 顶崖 编辑 | 赵嘉慧

运营编辑 | 郭祎 校对 | 阿犁 运营统筹 | 迦沐梓